但在当今时代，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大量运用于政府治理。

从1983年到1996年底的情况看……审计机关查出，损失浪费金额346亿元，促进提高经济效益416亿元。审计监督是一种审计机关对被审计单位及其人员进行检查、督促并进行处理、处罚的监督活动。

[7]时任委员长彭真表示：中国长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和经济权力主要在政府，政府的影响较大一些，鉴于这种情况，审计署还是设立在政府好。审计机关往往在对应财政年度下半年或次年初启动预算执行监督制度运行周期。审计工作报告的形成过程与篇幅内容，制约着权力机关监督权的行使。四、消除弊端的基本方向是向权力机关主导型预算执行监督制度转变 十九大提出，要建立全面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19] 以审计署于2002～2017年发布的16个审计工作报告为例，统计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问题，按相应标准分为10类。

此外，管理制度不健全，转移支付规模过大、比重过高也出现了较多次，而且限定专门用途的问题则在近三年连续出现。(二)行政机关在预算执行监督制度的运行中起主要作用 预算执行监督制度的运行主要是指制度的启动、作用、结束的过程，它以预算执行审计为起点，以权力机关听取审计机关关于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为终点，从起点到终点为一个完整的预算执行监督运行周期。最后也是最清晰的是第九修正案，它宣布宪法列举的若干明确权利，不得被解释为否认或蔑视人民所保留的其他权利。

那么，毫无疑问，没有人会认为只有已经登记的投票人（也就是选民的成员）才会有阅读的权利。因此，就民兵的解释问题而言，还必须考察民兵一词在宪法其他条款中的使用。在此期间，他也大声疾呼联邦应强化枪支管制。〔[146]〕 宪法第六条第二款：宪法、为实现宪法而制定的联邦立法、根据联邦授权已经缔结和将要缔结的条约，为联邦最高法律。

例如，建国初期的宾夕法尼亚州、佛蒙特州、北卡州和马萨诸塞州的宪法就明确规定公民可持有、携带武器用于自卫，并没有提到民兵的问题。进一步而言，正与人们对最高法院Miller案的普遍认识相反，Heller案并没有推翻Miller案，甚至可以说它没有推翻任何一个有关的先例。

斯蒂文森的异议和法院多数意见之间的主要分歧就在于对序言性条款的含义和目的的不同理解。〔[79]〕这一原则来自普通法最早期的一些权威作品，但是老百姓也对之特别熟悉。〔[197]〕 纵观最高法院的历史，如果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被认为是根本性的权利，那么，法院就会考虑采用一种严格审查标准，或者至少也会选择一种中度的，抑或中度偏高的审查标准。因此，它也为建立一种能为争论各方接受的有关持有和携带武器权利的法理学奠定了基础。

不过，张力的另一端也就隐藏在这里：对拥有和使用武器的政府管制。斯蒂文森在其异议开篇就宣称，Heller案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所谓的第二修正案所保护的到底是集体权利还是个人权利。实际上，这种针对文本用词和含义的讨论在整个会议过程非常多。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两方面的观点都正确，也都不正确。

他指出，对歧义文本进行解释的目标乃是认识立法者制定法律的意图和他们试图寻求的改善措施。当然，我也希望本文能够为第二修正案内部的紧张关系提供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以帮助读者反思这一持续了数十年的宪法争议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因此，从第二修正案所规定的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中没有也不可能推导出一种武装反抗合法政府的权利。〔[176]〕18世纪末的谢司叛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44]〕很显然，斯蒂文森抓住了制宪时期各政治派别围绕宪法展开交锋的重点：联邦和州的分权问题，或者说如何在形成有效的联邦统治的基础上保障各州主权。无论如何，法院都是个人权利与政府公安权之间关系的最终裁判者。同时，各州代表在否决把将军以下军官的委任留给各邦方案后，一致同意把委任军官的权力保留给各邦。把按规格配备服装、武器、装备的军官和士兵，在邦联议会召开期间联邦协商的时间以内，开拔到指定地点。〔[114]〕 俄亥俄州（1802）：人民有权为了自卫和州的防卫而持有武器。不可否认，联邦宪法的原始文本并不包含权利宣言的内容。

随着联邦最高法院在2008年判决了一个重要的第二修正案案件——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以下简称Heller案）〔[2]〕，围绕控枪议题的社会争论达到了白热化。斯蒂文森最后的结论是哥伦比亚特区的枪支管制法律合乎宪法。

斯卡利亚认为，管理良好的民兵（Well-Regulated Militia）是一个革命时代的概念，那时候，所有身强力壮的男人都是民兵。译文根据英译本有所调整。

2.制宪时代普遍流行的有关宪法的评注。尽管他探求到了历史真意，但真意对应的历史问题已经消解了。

Id.，p. 26. 〔[187]〕 有趣的是，上诉人在递交给最高法院的调卷申请中说，McDonald案无疑给了最高法院一个难得的机会去纠正在1876年屠宰场案中的错误。第一条第八款第十三项：建立和维持一支海军。多数文献没有对驳正的可取之处给予应有的关注，从而使得学术分歧之间缺乏一种建设性的张力。除此之外，考克斯还是一名重要的反联邦党领袖，是出席大陆会议的宾夕法尼亚州代表，是最早对联邦宪法修正案，尤其是第二修正案展开评述和研究的学者，曾于1789年6月以一个宾夕法尼亚人的笔名在《联邦公报》上发表《联邦宪法修正案第一部分评注》。

我们每个人都有权持有和携带武器，以便我们能够参加民兵——也就是人民本身——从而免于专制政府。以上两个例子也十分清晰地表明，即便制宪者也认为对武装叛乱进行强力镇压是绝对必要的。

〔[117]〕 阿拉巴马州（1819）：每一位公民都有权为了自卫和州的防卫而持有武器。一般来说，美国人都认为《邦联条例》是各主权州之间的一份契约，〔[142]〕这在联邦党人看来就是其最重大的缺陷之一，而联邦宪法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否定了这种美国政体的州契约模式。

〔[156]〕由此可见，第一届国会仍然深感常备军的威胁。〔[92]〕对于斯卡利亚来说，他引用的这些论据已经非常清楚地证明了民兵就是指所有人，而不是州所组织或挑选出来特定人群。

因此，人们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对这三种职能作出清晰的概念区分。但这并不表示公民携带武器是因为他们是民兵。〔[134]〕 在理论上，西奥多·塞奇维克通过研析布莱克斯通、科克等人的学说，为上述国父们的观点作了最好的背书。〔[101]〕他认为，在1960年之前，并不存在对第二修正案的个人权利化的解读，此后出现的争论完全是枪支游说团体（gun lobby）制造出来的。

制宪者与立法者，或者说人民与代议士是根本不同的，后者是由前者创制的。毫无疑问，他们所主张的这些后来广为接受的解释方法不仅制宪者在使用，推而广之，那些受制宪者之托从事宪法解释的法官也在用。

亦或者正如《独立宣言》签署人，后来成为著名法官的圣乔治·塔克在论及第二修正案所指出的那样，人们视她为自由的保护神……自卫的权利是首要的自然法：在绝大多数国家，试图将这一权利界定在尽可能窄的范围内都是统治者的工作。罗伯特·利维认为，历史地看，法院仅仅选择性地将正当程序条款用来吸纳那些‘对美国的正义观（the American scheme of justice）而言最为根本的权利。

这种有关第二修正案性质的两种论点的交锋强化了法院的作用。最终达成妥协的是迪金森的建议，联邦议会制定条款，组织、武装、并用纪律约束民兵，管理民兵中为联邦服役的部分。